上原专禄：世界史中的现代亚洲 | “如何民族，怎样国家——日本国民文学论战”专题（六）

策划人/李娜 陈言

文/上原专禄

译/谭仁岸

1951年10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由尼赫鲁接待

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整体的日本民族，还是作为一个个国民，我们除了在历史现实中生存，以历史现实为媒介来生存，促动历史现实来生存之外，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生存方式的。然后，第一，我们是否具备了在这些生存的基本形式之外别无他途的自觉；第二，我们以何种方式认识历史现实？根据这些不同，日本民族的生存、一个个国民的生存，将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第一，如果日本国民缺乏关于生存基本形式的严格自觉，那么日本国民的生活，要么会变成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要么会变得非常惰性和随便；第二，如果在历史现实的认识方面，视野狭隘、基础浅薄，那么日本国民的生活将不得不变为反动的、瞬间的东西。而且，如果在认识历史现实的时候，其方法或立场是借助他人的，因此无法彻底变成自己的认识，那么日本国民的生活将会变成他律的、依赖他人的东西。进一步而言，如果在历史现实的认识上，视野不够周到，缺乏平衡感，没有结构性、动态的把握，因此而变得偏颇和碎片化的话，那么日本国民的生活本身，最终也会变成独断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只要具备立足于历史现实之上的生活自觉，以及关于历史现实的深刻、自律、周到的认识，就万事大吉了。为了生活下去，意欲是必要的，情感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自觉或认识的支撑，意欲或情感也只会空转而已。而在反省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时，难道不是一方面基于历史现实之上的生活自觉比较浅薄，而且关于历史现实的深刻、自律、周到的认识也不足吗？将今天日本的政治贫困、经济匮乏、文化鄙俗的原因全都归咎于此，当然是不妥的，但不能否认，一半的原因都在这里。

因此，加强立足于历史现实之上的生活自觉，对历史现实也尽量努力获取深刻、自律、周到的认识，对于我们国民而言将是一个新的要求。不过，这种自觉，这种认识，唯有通过可称为世界史图景的自主构建这种工作、这种不断的国民实践，才能获得吧。

『日本国民の世界史』

上原专禄，东京：岩波书店，1960

对于身处远东的日本国民来说，将乍一看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他国之历史现实，自觉为一种对我们生活构成条件、承载着我们试图生存的主体意欲、期待着我们去推动的东西，乃是一个结构上（下划线为作者着重强调之处，下同）[1]的世界史认识；将日本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村庄中的身边历史现实，意识为与日本整体的、亚洲的、欧洲的、苏维埃的、美国的历史现实具备有机关联的东西，将今天的历史现实，意识为与昨天的、去年的、一个世纪之前的、一千年以前的历史现实不可分离的东西，乃是一个体系上的世界史认识；将一个工厂、一个单位的历史现实片段，意识为被日本产业结构的、亚洲经济动向的、苏维埃计划经济体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机构的全部历史现实动态所影响的东西，同样也是一个视角和方法之上的世界史认识。不过，我们国民所需要的，被称为结构、被命名为体系、被叫做视角或方法的东西，乃是自律的世界史认识，乃是自主的世界史图景，而非任意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换言之，在对于我们今日的问题状况或生活意识未必有意义的结构、体系、视角、方法之中形成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如果是在与今日日本国民的需求不同的问题状况下，或基于不同的生活意识的话，也许是非常适合的，但是，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没有必要。我们所需要的世界史认识，必须是由今日的问题状况、我们的生活意识作为载体的，同时，反过来也可以反映问题状况、给生活意识赋予理由和根基的那种——而且可以不断促使生活意识进行自我反省的那种——结构、体系、视角、方法之中所形成的世界史认识。此处强调的是世界史认识之主体性和自律性的重要，而不是承认主观的肆意。因此，主体的、自律的世界史认识，当然必须客观形成于适当的、充分的认识手段——史料之上。

那么，以上所述的可以充分满足我们国民之需要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已经有人赐予我们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当然我们应该先指出学者的怠慢，但是急速发展的，以不可预测的巨大幅度在不断变动的世界历史现实的动向本身，也让世界史图景的自主形成变得极其困难。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国民所需要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不应该是谁来赐予的东西，而是国民自己要积极主动去获取的。形成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的能动主体，始终必须是国民（当然包括专家）。更需要注意的是，形成以国民为主体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的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这种工作，必须是不断的、恒常的，而且是日常的国民实践。如果日本国民在世界史现实中自觉生活，同时将自律地描绘世界史图景，应对现实的推移和发展，不断革新现实变成国民习惯的那一天到来的话，日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将会与今天产生根本性的差别吧。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日本，既不会因为一个个的世界动向而轻率地一喜一忧，也不会对事情的大小轻重产生错觉；既不会一味逞强，也不会反过来动辄意气消沉了。

感觉到这种国民实践深有必要者，直觉到最近亚洲比较活跃的政治动向或状态必然会对世界政治的大局产生深刻影响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其看作偶然的、瞬间的、逸闻式的东西。相反，必须进行可以将其定位在整个长期的世界史过程和结构之中的宏观观察，同时，还必须推进到通过对亚洲最近动向的自律省察，尝试去重审过去那种被作为整个世界史过程、结构、内容来认识的旧世界史图景。

那我们就通过考察最近在亚洲一角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来开始这一尝试吧。

1954年10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从新德里出发，启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途，尼赫鲁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尼泊尔国王与总理，在仰光会见了缅甸首相乌努，17日在河内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他19日抵达北京，受到了政府与全体人民无比热烈的欢迎。那么，对尼赫鲁的此次访华，美国是如何看待的？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评论至少传达了其国内的一部分气氛：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认为他的访华是最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对此判断，我们不能简单地表示赞同。确实在许多方面，这次访华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尼赫鲁总理会达成什么目标，我们都怀疑那是否可以真正改变历史的走向[……]。

实际上，这次访华是否会产生什么好事尚是疑问。印度与中国，是人口最多的两大国家，而且相互毗邻。两国在和平友好关系中生存是极其自然的，也是人们所期望的。但同时，他们又将过去在历史文化上紧密相连、保存了友好关系等等夸张到了滑稽的地步。印度人与中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相互都是异邦人，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与印度的努力目标毫无关系。中共的所作所为，乃由世界共产党的战略所决定，而不会由印度的善意来决定。尼赫鲁总理至今为止似乎没有承认这一事实的迹象，也许他可以通过这次访华获得明确的认识。我们将拭目以待。[2]

可以说，在尼赫鲁总理抵达北京的前天发行的《纽约时报》评论，在无意识中预设了一个世界史认识的前提。换言之，它主张印度与中国不应该夸张“过去在历史文化上紧密相连，保存了友好关系”，认为“印度人与中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相互都是异邦人”，断定“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与印度的努力目标毫无关系”。然后，以此世界史认识为媒介，导出了认为尼赫鲁总理的访华“是否可以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疑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

1921至1945年，尼赫鲁先后9次入狱，狱中撰写《自传》《尼赫鲁世界史》和《印度的发现》等重要著作。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他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任总理（1947—64），访问中国并与周恩来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与此相对，尼赫鲁总理自身也是通过一种世界史认识，自觉到了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使者”访问中国的目的和意义。同时，看起来他通过这次访华，也获得了对这种世界史认识的确信。6月28日，他与周恩来总理在新德里共同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实际上就已经立足于这一世界史认识，而10月20日，尼赫鲁总理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晚宴上如此说道：

从德里到北京的旅途中，过去的历史以及最近的历史，都以全景形式展开在我眼前。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与印度就开始相互熟知，相互尊敬。在之后的悠长历史里，从一国到另一国，旅行者或巡礼者一直作为亲善使者彼此往来，交流文化，传递思想。两国之间没有纠纷的记录，只存在友好、通商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这对于我们两个伟大的邻国而言，实在是值得骄傲的遗产。

后来，因为外力的原因，两国进入了相互孤立的时期。在赢得自由和独立之后，我们开始相互面对，在今天崭新的世界状况下，试图恢复过去的接触[……]。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基于不同的经验，屡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甚至在今天，也许我们还不能对某一点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这完全不能掩盖我们之间拥有众多共通的经验、共通的事项、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在本质上存在善意和友情这一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世界，最为需要的是和平。我坚信，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同样在献身于和平这一伟大目的。[3]

尼赫鲁访华

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访华，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等随行。这是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两国总理就台湾问题、消除亚洲国家存在的恐惧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

可以说，尼赫鲁总理洞察和重视这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值得骄傲的遗产，印度和中国之间拥有过去的友好接触这种历史传统，拥有从过去到现在的众多共通经验和共通事项，拥有“和平”最有必要这一现代世界共通的问题状况以及对这一状况共通的问题意识。站立在这样的世界史认识之上，他指出了印度与中国为和平而合作的重要性与一般可能性。

实现这一可能性的方法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认为，五项原则的焦点，亦即“和平共存”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历史经验被召唤至尼赫鲁的意识里面的。在那次演讲中，尼赫鲁做了如下阐释：

中国是一个伟大而广阔的国家，拥有多样的民族。印度也是如此，我们在强化基本的统一的同时，也承认这种可以给予国民生活更多丰富性的多样性。我们不会给其他民族强加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在一国之内这么做的话，不同国家之间更会如此。将一国的意见、生活方式强加给另外一国的企图，必然会引发纷争，危害和平。这正是我们经常反对一国统治他国的理由。所以，对于各国、各个集团而言，唯一正确的实际方法，就是承认共存。除此之外，任何道路，亦即任何对此的干涉，都意味着纷争。[4]

也就是说，“和平共存”原则，是希望将通过承认一国内部众民族的多样性来维持国内和平的历史现实，在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

10月23日，尼赫鲁总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进行的演讲，为我们提供了更加鲜活、更加动态，也是更加紧迫的世界史图景：

我从本身是一个小世界的大国，来到了中国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小世界的大国。这两个国家都深深扎根在过去之中。在抵达历史之黎明的漫长年月里，两国都从外部接受了无法估量的思想文化潮流冲击，并且充分吸收，纳为己物，为自身刻印了富有个性的特征。这些思想与文化时刻在变化和适应，今天，在经历了长久的压抑岁月之后，他们又再次变化，正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中国与印度这种新的革命性变化，尽管内容不同，但都象征着亚洲诸国所体现出来的新精神与新生命力。[……]中印两国，由于天生的禀赋和直面的环境不同，各自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获得了自由。[……]中国与印度作为自由的主权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与亚洲其他国家赢得的自由相并列，改变了这个古老大陆的样貌。曾经统治亚洲的旧力量已经丧失了平衡，新的平衡正在痛苦与混乱之中逐渐现身。[5]

这就是作为“世界史之中的现代亚洲”，由尼赫鲁所描绘出来的历史图像。那么，是不是赢得了自由和独立、消解了旧力量之平衡的亚洲，便只要在骄傲与自负之中讴歌现代即可了呢？当然不是。尼赫鲁指出，以下这种对世界史的洞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这些伟大的变化（亚洲的改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但是还有另一个强大的革命正在逐渐显现。我们正站在人类可以支配核能所带来的巨大力量的新时代入口。连近二百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都改变了世界的样貌，所以在这个世代，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加伟大的变化。

我们必须在这种惊人的情势之下，必须在这种预测之中来看待今天的问题。这些伟大的力量既可以破坏世界，也可以让人类前进到超乎想象的水平。[6]

在这种世界史展望之中理解的现代问题状况，将促使全人类在和平进步与战争之间做出“重大的选择”。作为对此的唯一答案，尼赫鲁最后得出结论：全人类都站在“积极促进和平与亲善之氛围”这一历史课题的面前。尼赫鲁强调，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方法，应该从“摆脱斗争的恶性循环，努力建设以友好合作为基础的新世界”这一历史课题的本质内容出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同时，应对这一伟大问题的心情，必须是“谦虚的精神”，而非“自负”。而且，作为解决这个历史课题的唯一方法的“和平解决之道”，已经在日内瓦协议中得到了实践，其中，尼赫鲁注意到“中国代表扮演了极其突出的角色”。可以想象，当尼赫鲁说到“中国与印度宣布的五项原则，为这个新的解决方法奠定了基础。我衷心相信，它不仅是被亚洲各国和国民，也同样会被其他国家和国民所接受、所尊奉”时，他的脑海里，肯定浮现出了为解决现代全人类的历史课题而一马当先的亚洲形象。若是如此，那么“世界史中的现代亚洲”的历史特征，便不仅在于赢得亚洲各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宣告亚洲的古老统治之终结，而且也在于朝着整个世界史的未来率先领跑这点上。[7]

如上所述，当我们考察了深刻支撑着尼赫鲁总理在政治上的见解和行动——访华正是其中之一——的世界史认识之后，再回头看看刚才的《纽约时报》评论，便能发觉两者的世界史图景的巨大差异。尼赫鲁总理的世界史图景是通过亚洲人民的心灵与体验来描绘的，而与此相对，标榜中立的《纽约时报》的世界史图景，无论如何善意地解释，都是站在亚洲人民之外袖手旁观的世界史认识。该评论认为：“印度人与中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相互都是异邦人，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与印度的努力目标毫无关系。”这一引用极其明了地告诉我们，将差异作为差异来区分之后，依然自觉到共通的历史经验和共通的历史课题的，是尼赫鲁。在以下理由之中，我们可以判断，尼赫鲁对这种共通性的自觉，通过访华之后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强化了。

《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的主笔曼科卡尔，是被称为“尼赫鲁最近的和平巡礼”的尼赫鲁总理历访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行程的随同人员，他最近在《每日英文》报上连续几次撰写了关于这些访问的有益论述。其中，《尼赫鲁对中共的印象》（1954年11月22日）这篇传达了尼赫鲁如何加深对那种共通性的认识，耐人寻味。他如此说道：

在犹如疾风般的十天中国访问之中，尼赫鲁获得的两个显著印象——也是他在几天的演讲中反复讲述的印象——是，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确切愿望，以及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变成现代国民的强烈热情。[……]但是，在和平的愿望之外，尼赫鲁还发现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众多共通点。两国都承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烈威胁，对这种威胁都怀有无法消除的记忆，直到最近，方才在赫拉克勒斯般的斗争之后驱逐了它们。中国共产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对曾经的殖民国家亦即西方列强的强烈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甚至升高到了憎恨。而且，领导人们对人民的温厚被交口称赞，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儒教式翻版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甘地式的人道主义色彩。“活下去，也让别人活下去”这句话，似乎是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在这种实践之中，说服而非强迫成为了转换意识形态的主要方法——的主要教义。[……]中国共产主义的这些特征，浸染着甘地主义，给在信念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尼赫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曼科卡尔在此指出的是，渴望和平的新共通性、承受过西方殖民主义之威胁的旧共通性、对此进行过斗争并且赢得了解放的近期共通性，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儒教式翻版”与甘地主义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共通性，都被尼赫鲁自觉到了。

以上是我们对尼赫鲁总理通过访华而揭示的世界史认识所做的概略性观察。尼赫鲁总理的世界史认识，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前面涉及的被称为“世界史图景的自主构建”的国民实践之必要，以及重新探讨旧的世界史图景的必要。与此同时，尼赫鲁总理的世界史图景，在我们进行国民实践的时候，将会在视点和方法上给予我们众多启发。当然，我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全面认可尼赫鲁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而是认为，至今为止在欧洲或美国形成的世界史认识或世界史图景之中完全看不到的观点或问题意识，在尼赫鲁那里得到了鲜明的提示，对这点我们应该表示尊重。那么，注意到这些地方的同时，以亚洲为焦点，在整个世界史的漫长过程与结构之中定位现代这个时代的话，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点呢？以下我们继续展开关于这点的考察。

首先成为问题的应该是，在“现代”——后面将会谈到这一观念本身也有问题——之中定位亚洲的历史现实时，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世界史结构？这乍一看似乎是非常玄学式的设问。如果我们日本国民已经具备了对历史现实的敏锐感觉，具备了将历史现实放在最大的视野里，而且是自律性地进行理解的习性，那么，将世界史的存在方式作为形式上的“结构问题”提出来，恐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尚未具备这种习性。因此，一方面对历史现实的冷漠或视野的狭窄支配着一切，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问题状况和不同的生活意识之下，一味借用他人构建的世界史图景，毫不在乎地把历史现实强行套进这种借来的世界史图景之中。一旦意识到这样不行，接下来便又从政治实践意欲出发，随心所欲地构想一厢情愿的世界史图景。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有必要将世界史的结构作为“结构问题”提出来。

那么，首先要进行探讨的，便是过去日本人在无意识之中借用的、欧洲人的世界史认识或者从中派生出来的世界史图景之中的结构。这篇小文当然不可能讨论它们的全部，但如果仅就其中一二进行思考的话，第一个应该举出的，便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世界史图景。

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德国政治史、外交史学家。因提倡“如实直书”、历史科学等理念，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

兰克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854年，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做了题为“关于近世史的各个时期”的演讲。另外，他在超过八十高龄之后又投身于《世界史》这一巨著的撰写。这两者都收录在阿尔弗雷德·德弗（Alfred Dove）编的《兰克·世界史》四册之中，为我们提供了兰克的整体世界史图景。不过，当我们试图探讨其世界史图景的整体时，便会发现，在这部由九卷构成的巨著里，只有第一卷的最初四章简短记叙了所谓“古代东方”的历史，其余的几乎全部是欧洲世界的历史。日本就不用说了，连印度、中国都没有任何记录。除此之外，第五卷里给阿拉伯人的历史分配了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几页。与其说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认识，毋宁说给人一种将欧洲史等同于世界史的印象。我们不能忽视，这虽然确实是纵横捭阖的世界史图景，但使得兰克可以描绘出如此大胆的世界史图景的，乃是19世纪欧洲人在统治世界这一世界史现实。

《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

[德] 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陈笑天 译，

长春：吉林图书出版公司，2017

由翁肯（Wilhelm Oncken）编修、出版于1879年的四十多卷《世界史》，也是采取了兰克的世界史认识立场，亦即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这点明显反映在《世界史》试图通过原本在欧洲世界内部，作为历史发展的时代分期——仅限于如此——才具有一定意义和理由的“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这四个时代区分来理解全世界的历史发展。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计划、大战前后出版、今天依然备受日本学界重视的剑桥版《世界史》，同样作为“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的三大系列，力图勉为其难地描绘世界史图景，依然在原理上没有超出欧洲中心主义。不管如何，翁肯或剑桥版的《世界史》，无非都是欧洲君临世界王座时，欧洲人的生活意识所塑造的世界史图景。但是，世界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推移的。尽管如此，世界史图景的基本结构一旦形成，那么越是迷人的东西，便似乎越不肯自我变革。所以，华尔特·盖茨编辑，1931年刊出第一卷的《入门·世界史》十卷的编排，也同样无法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而且，诚实的现代德国历史教育家本修与艾卡德（Georg Eckert）两人，还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慨叹，这种倾向即使在二战之后的今天，至少在欧洲的学校教育之中，依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刊载在1954年《为了历史教育的国际年志》第3卷中的《世界史的教育》）。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杨培英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毋庸置疑，从兰克的时代到今天，欧洲人所塑造的世界史图景的最大缺陷，乃在于欧洲中心主义。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于亚洲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都没有给予它们在人类世界史上的独立地位；各个世界自身固有的连续发展也没有得到考虑——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世界史结构的独断之处。换言之，欧洲人在看待中国、印度或伊斯兰等世界时，仅仅是将这些世界视为欧洲的边缘；他们在原理上排斥从诸种世界的多元性来理解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他们是在欧洲价值的一元性上，而不是在诸价值的多样性上构想历史的发展——在这些地方，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独善性。我们必须指出，本来应该将历史个性作为真正的个性来评价的兰克派“历史主义”，在构建世界史图景时反而形同自杀了。

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形式毒害世界史认识的独善性，在美国人的世界史图景——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之中，也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了。美国的历史比较短，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历史全部都是作为“世界史”来教授的。但是，这种“世界史”过度意味着被抽象理解的人类经验总和，这些经验也被过度地视为一个预备阶段，一个近代欧洲、美国文明开花之前的先史。在这种世界史认识中，各个世界与各种价值的多元性当然没有获得承认的余地。

那么，破除欧洲人以及美国人的世界史图景之中的独善性与独断性，让承认各个世界与各个民族的独特性与固有价值的世界史认识得以成立的是什么？是那种发展阶段论之类的思想吗？发展阶段论在承认民族或世界的多元性存在的基础上，强调各个民族、各个世界的阶段性发展的动态之同一性。因此它承认民族或世界的多元性，但是却忽视发展的个性。而且，思想就是思想，其说服力是有限的。让欧洲人以及美国人放弃其世界史图景的独善性和独断性，让包容各个民族或各个世界的独特性与固有价值的世界史认识结构得到终极性承认的，既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那必须是一种新的历史现实，尤其必须是现代亚洲的历史现实。

现代亚洲的历史意义，不是甘居于欧洲人或美国人构想出来的世界史图景的范围之中，再为这个世界史图景增添某种东西，而是从根部颠覆他们整个世界史图景的结构，构建可以取而代之的新世界史认识的基本结构。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缓慢准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奋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的亚洲诸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整个动向，虽然不是针对美国人民，但给欧洲人带来的冲击，也以欧洲世界本身的危机意识作为媒介，正在促使欧洲人变革他们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结构。即使像本修与艾卡德那样的有识之士在慨叹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图景依旧四处横行，但这种慨叹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允许自我批判了。

《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美]马丁·W. 刘易士 / 卡伦·E. 魏根 著，杨瑾 / 林航 / 周云龙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大胆地揭露了地理学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给出了全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打破“大陆”的神话，建构“区域”概念，根据语言、文化和种族标准重新描绘世界，呈现出“世界地图”的历史性。

但是，现代亚洲的历史意义，并非只是在于亚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可以促使世人放弃欧洲中心的一元世界史认识的基本结构。在亚洲世界要如何保护自己获得的自由和独立这种共通的问题状况之中，在将实现和平作为最高课题的共通问题意识之中，以及在通过这些媒介追求同一个亚洲世界的现实动向之中，也可以发现现代亚洲的历史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对于成为一体化世界的欧洲，亚洲并非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今天，已经不能说“印度人与中国人互为异邦人”了。在共同追求独立与和平这点上，两者已经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而言，现代亚洲的历史意义，也不止于以上两点。可以说，现代亚洲正朝着“世界史的现代”在创造未来。现代亚洲之动向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赢得自由和独立、实现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8]。如果亚洲仅仅是追求“近代化”，那不过是意味着在追随已进入“近代”的欧洲而已。我们应该看到，亚洲的现实动向，正在超越欧洲的“近代”状况，向前迈进。与此相连，毋庸赘言，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与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动向首先应该得到关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正在塑造着最新的问题意识——它将核时代的和平问题的历史重要性自觉到了深至骨髓的地步——之中的“超近代”方法。（1954年11月30日）█

本文原刊于《中央公论》1955年1月号，译自《上原专禄著作集》第13卷。译文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感谢人间出版社和译者授权发布。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8-9页。下划线由作者所加。

[2]《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8-9页。下划线由作者所加。

[3]《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26页。

[4]《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26-27页。

[5]《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27页。

[6]《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28页。

[7]请参照《世界周报》，第35卷第32号，第28页。

[8]等于中文习惯使用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因前文为了避免与日语的“现代”混淆而全部使用了“近代”（modern）一词，在此均统一为“近代化”。——译注,

编辑 | 邵莹婷

校对 | 张　冰

审核 | 陈烨广、张喆